一个国家或者一个企业，它发展的基础是什么？我们称之为一个国家或一个企业的资本。以往认为资本主要是物质资本。世界银行在2000年首次提出，一个国家或者一个企业，它的发展是依靠三大资本，即所谓人力资本、物质资本和自然资本。他们认为这三大资本会直接影响一个国家或一个地区的经济增长；也会直接或间接影响一个国家的国民福利。为此，他们提出经济增长要从数量型转向质量型，也就是说，从原来主要通过物质资本的增加促进经济增长转向充分利用人力资本、保护自然资本，使得经济的增长更具可持续性同时实现国民福利最大化。我们对这个分析框架做了一个改进，增加了两大资本：一个叫“国际资本”，反映一个国家或一个地区，还有一个企业如何有效率地利用全球资本；另一个是“知识资本”。因为我们认为它是一个国家、一个地区或一个企业在21世纪竞争中最重要的资本。      五大资本     五大资本从不同侧面反映了国民福利状况，我们将五大资本的累加定义为总资本，即一个国家广义的积累率和储蓄率，它可以反映国家长期发展或可持续发展的能力。但总资本并不是五大资本的简单累加，因为五大资本之间有很强的互补性，在累加过程中需要扣除相应的重复计算量。中国目前的总资本，是历史上最高的积累水平，在世界上可能也属于比较高的积累水平。我们估计到2010年，总资本还会略有上升，达到85%左右。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在改革开放初期，总资本还要低于物质资本，主要是由于自然资本损失过高，而国际资本、人力资本和知识资本数值较小，不足以抵偿自然资本的损失。改革开放以来，总资本之所以有如此大的增幅，主要是因为自然资本损失大幅度下降，其它四大资本迅速上升，五大资本均对总资本的增长做出了正贡献。从改革开放以来总资本来源的构成看，国际资本的贡献率最大，相对贡献率超过三分之一，达35.7%；自然资本的贡献其次，相对贡献率为31%，再次是知识资本和物质资本，分别为17%和15%；人力资本的贡献相对较小，为6.2%（见附表）。90年代以来，中国总资本来源构成中，各种资本的贡献率变化不大，知识、自然资本的贡献率有所下降，物质资本的贡献率有所上升。     从五大资本未来的变化趋势看，物质资本变化将不大，约在40%-45%之间，国际资本有上升的潜力，主要是出口占GDP的比重还会有所上升，而外商投资可能略有下降；人力资本随着教育和卫生投入的增加会稳步增长，预计到2010年还会提高2%-3%；自然资本的变化预计不大，主要是自然资产随时可能进一步加大，并与环保投资和初级产品净进口额增加相抵；知识资本预计到2010年还将上升3%左右，主要是高技术产品进口还会有进一步增长的潜力。
    五大资本的变化    中国的国情实际上就浓缩在五大资本的变化中。     我们首先得出的一个结论是：中国最重要的成功在于对外开放。1978年以前，中国几乎没有什么外部资本进入，但是1978年以后，国际资本迅速被引进，并且迅速积累，超过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我把它称之为中国最大的红利——“开放红利”。所以，一个日益开放的中国，才有可能成为日益强大的中国。同理，一个企业，要想成为强大的企业，最重要的也在开放，看它能不能在全球范围内配置资源。     第二个结论是：中国最大的优势是人力资本。我们认为，这是过去中国持续50年、25年进行人力资本投资产生的“教育红利”，或者说“卫生红利”。为什么这么讲？1950年，中国人口平均预期寿命是35岁，15岁以上中国成人平均受教育年限1.0年；但是到了今天，人口预期寿命达到了72岁，15岁以上中国成人平均受教育年限7.3年。而且，中国占全世界总人力资本的24%，这是我们最大的优势。在邓小平做出改革开放的决策之前，其实有一个最大的决策，我们称之为人力资本投资决策，就是恢复高考。这是百年树人的一个逻辑，种下第一批种子就会像滚雪球一样滚大。1982年，当时77级、78级毕业，全国高等教育人口610万人，占全国总人口的0.6%；2003年，高等教育人口已经高达6600万人。中国不用把13亿人口都变成高等教育人口，只要有10%就够了。10%就是1.3亿人，美国现在高等教育人口不到1个亿，是经过二百年积累下来的。所以说，中国的“人口投资红利”，从邓小平决定恢复高考那一天就开始形成了。     第三个结论是：中国发展最大的限制因素是什么？很显然就是自然资产损失太大。自然资本目前还处于“负资产”状态。自然资本前面有“减号”和“加号”。减号就是按照绿色GDP计算的自然资本损失占GDP的比重。根据我们的计算，1991年损失很高，将近14%。这个数据到1998年降到最低点，为4.17%。但是2003年我们估计可能在7.5%——这一轮重型化可以增加GDP，但实际上也增加了自然资产损失。第二个方面是环保投资。我们认为国家、企业对环保进行投资，能够增加本国的自然资产，所以说过去把环保投资当成“减号”是不对的，应该是“加号”。具体到一个企业，环保投资使得产品成本提高，但是从全社会的角度来看，实际上增加了自然资产，减少了自然资产损失。     现在中国的税制不是“绿色税制”，是“黑色税制”，对环保投资应该允许抵扣；如果使用清洁能源、绿色能源，增值税应该为零。中国的发展模式一定要从“黑猫模式”转到“绿猫模式”。20多年前，我们缺猫，所以不管黑猫白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当时中国GDP相当于世界总量的5%，出口额仅相当于世界总量的0.7%，人均GDP仅相当于世界低收入国家平均水平的一半。但是20年之后，我们发现自然资产损失过高，所以猫的颜色必须从“黑猫”变成“绿猫”。这就是我所谓的“新猫论”，也是基于前面这些计算。     第四个结论：物质资本已经不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主要瓶颈。无论是现在的地方政府领导人，还是企业家，主要精力都放在追求物质资本上。其实，根据我们的研究计算，物质资本本身并不是主要的，最重要的是如何提高物质资本的投入效率。我跟我的学生讲，从原来特别差的老楼，突然搬到新楼，劳动生产率就提高了吗？未必。但是付出的物质资本投入是相当高的。中国现在怎么提高资本效率已经成为突出问题。     最后一个结论：中国的知识资本仍然不具优势，但是在迅速积累。从未来发展来看，一个国家、一个地区或者一个企业最重要的战略就是实行知识发展战略，就是要加速知识获取、知识传播、知识利用，最后是知识的创新。我没敢把知识创新放在前头，因为中国还称不上是创新大国，只能说是知识购买大国，现在我们已经成为世界最大的IT用户。当1876年贝尔发明电话的时候，中国还处在闭关锁国的清王朝统治下，但到今天，当世界开始有3G手机的时候，我们也有了